80／20法則

80／20法則
The 80/20 Principle: Achieve More with Less
作者：理查‧柯克
原文作者： Richard Koch
語言：繁體中文
原簡體中文版已轉換為繁體中文

帕累托的發現：系統性和可預見性失衡
１８９７年，義大利經濟學家維弗雷多·帕累托發現了揭示８０／２０法則的範例。他的發現被冠以多種稱呼，包括帕累托法則、帕累托定律、８０／２０準則、省力原則、失衡原則等。在這本書裡，我們把它稱為８０／２０法則。這一法則潛在地影響了許多成功人士，特別是商界精英、計算機專家和質量工程師。這一法則曾幫助人們塑造了一個現代化的世界。然而，現在它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偉大的秘密。即使是那些能理解並運用８０／２０法則的行家們，也不過僅僅發現了它的冰山一角而已。
那麼帕累托到底發現了什麼呢？在偶然對１９世紀英格蘭地區財富與收入的分配模式進行觀察後，他發現被抽樣調查的人群裡，少數人佔有了大部分的收入和財富。也許這還沒什麼值得驚訝的。但是，他同時發現了另外兩個他認為非常重要的事實。其中之一就是，某一群體占總人口數的百分比（即總相關人口的百分比）與這一群體所享有的收入或財富之間存在一種恆定的數量關係。簡而言之，如果２０％的人佔有８０％的財富［１］，那麼你便可以確切地推測出１０％的人擁有６５％的財富，或者說，５％的人擁有５０％的財富。其中，百分比並不是關鍵，關鍵是相關人群的財富分配呈現出一種可預見性失衡。
另一個讓帕累托激動不已的發現是，在他觀察不同時期或者不同國家的相關數據時，這種失衡模式持續性地重複出現。不管是觀察英格蘭地區早期的數據還是其他國家同時代或更早時期的可用數據，帕累托都發現了這一反覆出現的相同模式，而且極其精確。
這是一種奇異的巧合，還是一些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發現？如果把這一模式應用於財富或收入之外的其他相關數據，它是否還會發揮同樣的作用？帕累托是個了不起的創新者，因為在他之前，還沒有人考察過兩組數據的相關性——在這一案例中，帕累托將財富或收入的分配與工薪階層或財富所有者的數目進行了比較，並且對比了這兩組數據間的百分比。（現在，這一方法已經非常普遍，而且借助這一方法，商學和經濟學都實現了重大突破。）

遺憾的是，儘管帕累托認識到了這一發現的重要性和廣泛適用性，但他並沒有對此做出很好的解釋，而是轉而研究一系列頗吸引人但卻異常雜亂的社會學理論。這些理論以研究社會精英為中心。晚年，帕累托又摒棄了這些社會學理論，歸附於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具有重要意義的８０／２０法則也因此沉寂了一個時代。儘管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美國經濟學家認識到了這一法則的重要性，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個同時代但風格完全不同的理論先驅才開始推動８０／２０法則迅速發展。
１９４９：齊普夫的省力原則
哈佛大學語言學教授喬治·齊普夫（George K． Zipf）便是其中之一。１９４９年，齊普夫發現了省力原則，這實際上是對８０／２０法則的再發現和詳盡闡述。省力原則認為，各種資源（人力、物力、時間、技巧以及其他任何生產資料）都存在一種進行自我調整以實現工作量最小化的趨勢，因此，大約２０％～３０％的資源占到與這一資源相關生產活動的７０％～８０％。
齊普夫利用人口統計學、文獻學、語言學知識及行業行為來展示這一失衡模式的持續性重現。例如，他分析了１９３１年費城２０個街區的結婚證發放情況，發現７０％的姻緣是在那些相距約６個街區的人們之間結成的。
此外，齊普夫還用另一法則證明雜亂無序的合理性，從而為散亂的書桌提供了一個科學的解釋，即使用頻率較高的東西更靠近我們。因此，聰明的秘書早就知道常用的文件不必歸檔的道理。
１９５１：朱蘭的關鍵少數原則與日本的興起
推動８０／２０法則發展的另一位先驅是著名的品質管理專家——生於１９０４年的羅馬尼亞裔美國工程師約瑟夫·摩西·朱蘭（Joseph Moses Juran）。他是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間質量革命的幕後功臣。在他口中，８０／２０法則有時叫作帕累托法則，有時叫作關鍵少數原則，並成了追求高品質產品的同義詞。

１９２４年，朱蘭加入西屋電氣公司（Western Electric），即貝爾電話公司的生產分支機構，開始了他的工業工程師生涯。之後，他成為業內第一位品質管理諮商師。
他的偉大成就在於結合其他統計學方法，運用８０／２０法則發現產品的品質缺陷並提高其可靠性，改進其品質。朱蘭的《品質控制手冊》於１９５１年問世。這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在書中他高度讚揚了８０／２０法則：
正如朱蘭對質量損失所做的觀察一樣，經濟學家帕累托發現財富分配也是不均的。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犯罪行為與罪犯的分布、意外事故與危險活動的分布等等。帕累托的不平衡分布規律同樣適用於財富分配和質量損失分布。
但是，當時沒有一個美國大企業家對朱蘭的理論感興趣。１９５３年，他應邀赴日本講學，卻引起了強烈反響。於是，朱蘭留下來幫助一些日本公司改進了它們產品的品質和品質。也只有在１９７０年之後，當日本工業發展對美國工業構成的威脅日益明顯時，西方國家才開始重視朱蘭的理論。隨後，朱蘭得以回到美國，推動美國工業界開展了他曾在日本進行的改革。在朱蘭的倡導和實踐下，８０／２０法則成為全球品質管理革命的焦點。
２０世紀６０～９０年代：運用８０／２０法則取得的成就
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是最早、最成功發現和運用８０／２０法則的公司之一。正是在IBM的帶動下，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大多數電腦系統專家都熟悉了這一法則。
１９６３年，IBM公司發現，一台電腦大約８０％的工作時間是在執行大約２０％的程式碼。該公司立即更新了它的操作軟體，使這２０％的程式碼更易於操作、更人性化。通過這一改革，在大多數應用領域，IBM公司的電腦比其競爭對手的產品更加高效、快捷。
其他研發第二代個人電腦和應用軟體的計算機公司，像蘋果、蓮花和微軟等也在研發過程中運用了８０／２０法則。這就使得它們的電腦產品更便宜也更好用，從而極大地方便了新一代客戶，包括原先對電腦敬而遠之的「電腦盲」。
贏家通吃
帕累托之後的一個世紀裡，針對超級巨星和職業領域極少數成功人士天文數字般不斷增長的收入，爭論聲漸起，８０／２０法則的影響力已經開始浮出水面。大導演史匹柏１９９４年一年進帳１．６５億美元。身價最高的出庭辯護律師約瑟夫·傑米爾（Joseph Jamial）的收入是９０００萬美元。當然，只有有競爭力的少數導演和律師才能拿到如此高的薪酬。
整個２０世紀見證了人們為實現收入平等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但這種努力的結果是不平均的，它試圖削減某些人的收入，而使另一群體的收入迅速增加。以美國為例，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９５年，人均實際收入增長約３６％，但非管理階層的工人群體收入卻下降了１４％。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幾乎所有收入被處於社會上游的２０％的人佔有，更令人吃驚的是，其中１％的人獲得了６４％的增長性收入。在美國，股票所有權也集中於一小部分家庭，５％的家庭擁有約７５％的家庭淨資產。美元的作用也呈現出類似效應。幾乎５０％的國際貿易以美元結算，而美國對外貿易只占世界出口額的１３％。全球以美元計算的外匯儲備是６４％，而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僅占全球生產總值的２０％。如果不採取一系列政策「對症下藥」，那麼８０／２０法則將會重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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